传统民风与山东经济发展辩证思考

　　历代方志都十分重视对民风的记述。民风即民间风尚,属于思想文化范畴。民风对地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山东有许多口碑很好的传统民风，曾使山东人引以自豪。但静下来想一想，有些传统民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其积极方面，也有其消极作用，因此，需要用辩证的和历史的观点去观察分析，科学地加以审视和定位。

　　一、豪悍、义气之风对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效应

　　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山东人是以豪悍、讲义气、“够朋友”而著称的。翻开中国历代方志，提到山东人时有这样的描述：
　　旧志中说，登州人“民多朴野，性皆犷直”。宋代苏轼在评论武定(今山东惠民、乐陵、滨州等地)人时，说他们是“劲勇而沈静，椎纯而少文”。《汉书》说，曹州人“昔尧作游，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武王封弟叔振铎于曹，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这种遗风不是别的，正是豪迈之气。
　　《水浒传》中记述的山东好汉，更是个个义气当先，为朋友、为“哥们”两肋插刀，死而无憾。几百年来，这些好汉的“哥们义气”，在山东大地上被千百万人效仿。
　　清末源于山东的义和团运动，从其团名便可看出“义”字当先。一个“义”字，唤起了千千万万平民百姓，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情。
　　在社会主义新方志中记载的山东许多革命者，也是从“舍生取义”逐渐成长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92年10月14日，在党的十四大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来自台湾的记者问，广东、上海、山东如何对前来投资的台商进行保护？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说，山东除了在政策、法律上保护台商投资外，山东人讲义气、重信誉，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义气”，《汉语词典》解析为：“由于私人关系而甘于承担风险或牺牲自己利益的气概。”
　　山东人的豪悍、讲义气，从人品的角度看，是应该肯定的；国内外人士愿意和山东人交朋友，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把这种民风推崇到不适当的程度，在新形势下，其危害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一)江湖义气太重，有时会不讲原则，不讲党性，不讲法律。“哥们”、“姐们”的事，不对也说对，不行也能行。义气太重的地方，法制和科学寸步难行：提拔干部讲“门下”，基层选举讲“宗派”，企业承包找“熟人”，市场交易讲“圈子”。这种“义气”不仅败坏了党风、民风，与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原则也是背道而驰的。
　　(二)义气、豪爽往往会代替科学思维和科学态度，有时常常带有头脑发热和不负责任的嫌疑。据局外人评价，上海人在签合同前把细枝末节抠了又抠，斤斤计较，但是合同一旦签订，他们在履行合同时也同样认真、严谨。山东人则不然。山东人往往把"义气”、“诚信”看得过重，在合同的严密性、科学性上下功夫不够。签约时很痛快，但是签了以后，有时因为考虑不周而难以履约。山东人豪爽豁达不在乎，潜意识里是希望对方也像自己这样不在乎。一旦对方没有想象的那样“大度”时，自己往往陷入被动和尴尬的境地。
　　(三)讲面子、论排场的不正之风与江湖义气的民风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讲义气的人十分看重面子和排场。山东有句俗语：宁穷一年，不穷一日。意思是不管怎么穷，场面上也要很体面。这种作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常常会使对方误认为是图虚荣或乱花钱，反倒失去了信任。
　　(四)“义气”之风过分重视私人关系，在用人方面会导致排外和近亲繁殖。据了解，山东不少乡镇企业一把手的继承人是“近亲”或“哥们兄弟”，往往形成家族管理，影响企业的发展。有的县市提拔干部任人唯亲，有些行业在用人方面排外情绪浓厚，使山东渐渐失去了春秋时代稷下学宫“纳天下百家”的博大胸怀。这种风气十分不利于本省人才开发和引进外来人才。
　　大部分山东人至今对齐鲁人粗犷的、江湖味的外在形象引以自豪，没有预感到其中的负面影响；有的媒体和文学作品甚至继续宣扬和扩大它的影响。我们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实质是契约经济，法治经济，如果不以科学的态度，发展的眼光来对待传统民风，那么它势必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鄙商之风削弱了商品经济的智力资源

　　山东历代方志在记述商业和商人时，都是低调处理。山东人从内心深处鄙视商业和商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农抑商，二是重仕轻商。
　　重农抑商发端于春秋时代的鲁国，是鲁国的一贯政策。《左传·文公二年》载，孔子曾批评实行扶持工商业发展，让家人织蒲席出卖，搞点副业生产为“不仁”。孔子教诲人们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他看来，商人必是小人，小人不能成大器。“无商不奸，无商不诈”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公理，商人不是好人的观念逐渐在齐鲁人的思想中扎根。《中华全国风俗志》说，邹平县人“性俭朴，居处不事商贾”；长山县人“务农桑而轻贸易，士绝奔竞”。旧志载，滋阳县人“士风和厚雍容，不事奔竞”；日照县人“士子闭户读书，以德行文章相推重，奔竞事则羞称之”；东阿县人“以风节相高，耻为奔竞”。“奔竞”即为经商，不从商则被历代山东人当作“高贵的品性”来颂扬。而商人都以自己的身份为耻，想方设法换取功名，戴上一顶红帽子。
　　由于儒家重农抑商思想的长期禁锢，两千多年来，山东人才发展趋向也产生了偏差。山东曾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经邦治世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和豪情冲天的大文学家、大艺术家。从“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以及孔子、孙武、吴起、墨子、孙膑、扁鹊到秦汉的蒙恬、田横、东方朔、终军、郑玄、何休;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孔融、诸葛亮、王弼、左思、鲍照、刘勰、颜之推到隋唐的展子虔、杜伏威、秦琼、房玄龄、颜师古、程咬金、颜真卿、王仙芝、黄巢；从宋金元的石介、张择端、宋江、李清照、辛弃疾、马丹阳、邱处机、张雄飞、张养浩、曹元用到明清的唐赛儿、戚继光、左懋第、王士祯、蒲松龄、孔尚任、王伦、武训、朱占鳌等，但是，上下2650年，竟没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大商人，大企业主，没有人在经济领域中一显身手，成为一代实业大家。一部《水浒》从头到尾都在褒扬“重义忘利”，梁山一百零八将中，竟无一个真正的买卖人。《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中有二十多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医学家，也无一个经济学家。
　　从承载两千多年历史的志书中，不难发现，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是实业和科技，而山东的历代精英中却鲜有此类人才的身影。山东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不出大商人，并非是由于山东人天生不善于经商，不会做买卖。据志书记载，齐国第一代国君姜子牙在成就大事之前就做过商人，封于齐后，“劝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到战国时，齐国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都城临淄当时就是名闻遐迩的大商业都会。只是因为这种商业之风不符合农耕文明的本质，因此随着齐国在战争中的不断溃败，代之而起的便是重农抑商。以商为耻的观念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有很大改变，但从思想深处看，有些人仍然或多或少看不起经商的人。
　　所谓重仕轻商，就是重视当官，轻视经商，即官本位思想，以官职大小作为衡量个人价值高低、进步快慢的唯一标准。官本位思想在中国有普遍性，在山东尤为突出。从历代志书中可以看出，山东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特别深重。据统计，山东籍的大学生毕业分配时，绝大多数愿进机关和事业单位，心甘情愿直接选择企业的很少。
　　前些年有人说：三个广东人在一起，必定谈生意；三个山东人在一起，必定谈做官。山东人教育孩子好好念书，长大了做大官。平时谈论周围的人进步与否，大都是以某某又提了一级，某某平调，某某降职使用等等来评价和衡量。很少听到有人把某某人的公司生意兴隆、某某人办的企业效益好对国家做出了贡献，当作“又进步了”来夸奖、来谈论。有些著名的企业家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在经商、办企业方面大获成功，但是也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子女安插到国家机关，不希望他们步自己的后尘。
　　山东平度市有兄弟三人，全是国家重点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相继回乡开办工厂，大获成功，可是其父则极力反对，他说：我省吃俭用，辛辛苦苦供你们上大学，本以为你们能在政府机关谋个一官半职，将来可以光宗耀祖，没想到你们全都下了海，我白为你们操劳半辈子。三兄弟出钱让其父到欧洲转了一圈，老人回来后仍然初衷不改，可见官本位思想之牢固。
　　山东现存旧志600余部，每一部志书里都充满着一句名言：“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思想在山东大地经过两千多年的培育，已经根深蒂固。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学而优则仕”在有些地方非但没被剔除，反而衍生出“商而优则仕”、“工而优则仕”、“科而优则仕”的思想。有的企业家、商人、科研人员发展到一定程度，便想方设法谋上一个类似“名誉镇长”、“名誉县长”的职位，在他们眼里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的高层次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老百姓的眼里，只有看到他们戴上了官帽子，才承认他们有了出息。
　　鄙视商业的观念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危害是严重的。第一，在这种思想浓厚的区域，必然形成一个不利于发展商品经济的舆论氛围，这种氛围好比土壤，商品经济好比种子，土壤不良，再好的种子也难长出好苗。另外，决策机关在制订政策时也会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或制约，为了迁就大海一样的轻商观念，往往做出不利于发展市场经济的举措。第二，鄙视商业的观念削弱了山东省发展市场经济的智力资源。在发达国家和南方若干省份，很多一流人才在市场经济第一线拼搏，智商高，能力强，反应快，效益好。反观山东省，由于鄙视商业的观念较重，一流人才很少涉足这个领域，在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领域中，更少有大学生中的精英人才。在国有企业的领导层中，虽然不乏一流人才，但不少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无时不想在政府官员中谋得一席之地。上述现象的根源之一就在于民众的观念之中，有一片重仕轻商的汪洋大海，它托起的必然是一片官船，而不是千方百计挖掘市场经济的智力资源。此种局面如不尽快扭转，势必影响山东经贸的大发展，其后果可想而知。

　　三、“本分求稳，不为人先”之风也在不少方面失去了发展机遇

　　循规蹈矩，本分求稳，鲜于冒险创新，是山东民风的一个明显特征。据历代方志记载，山东人与海外交流甚少，由于昔日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山东人只能沿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轨迹向前发展。
　　儒家思想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和代表，本质上是一种“治者”文化。它重视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重视传统、经验，崇尚权威，要求人们恪守宗法，循规蹈矩，不求标新立异和冒险创新。它虽然经过历朝历代的改造和补充，已与本源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主流思想仍然存在。
　　儒家思想曾给齐鲁大地带来无上的荣耀和辉煌，促进了山东人在中华文明史中的进步。然而齐鲁大地也承受了太多儒家思想中庸保守文化传统的沉重负荷，使山东人的思想和行动受到了限制，人们越来越局限于既定成法、昔日规矩，造成了山东人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方面的滞后。
　　山东人重视传统和经验，以至于过分注重自我意识、自我体验、自我修养，不但对自己的劣势估计不足，而且习惯对外来冲击持蔑视态度。尽管近年来由于改革开放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大规模引进了外来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却很少认真借鉴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不知不觉地走了一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
　　外省人认为山东人很本分，山东人也确实很本分，旧方志不止一处写到“才不可使尽，势不可露尽”，凡事“适可而止”，方不违中庸之道。几千年来，山东人就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熏陶下繁衍生息。“本分”作为人品来说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本分”只能说是好人，不能称得上是能人。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山东人的“本分”有时压抑了敢想、敢闯、敢干的灵性，使人缺乏敢于开拓、敢于冒险、勇于进取的精神，影响了人们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中，可以看出，在全国几次大的改革创新中，由山东人首创然后在全国推广的经验很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最早始于安徽；从《山东省志·乡镇企业志》中也可以发现，发展乡镇企业江苏早于山东三年；国企改革山东虽然最早试点，但推广滞后；对外开放我们是在循着南方经验向前发展的。所以外省人总这样评价我们：“山东比较稳。”
　　市场经济是信息经济，它受各方面的制约因素很多，千变万化，因此过分求稳，会使山东经济失去时代机遇而落伍。山东人是很聪明的，但是一个“稳”减去了许多灵性和创造性。“稳”字不算大缺点，但却有大危害，一个“稳”字平添了许多官气、庸气，一个“稳”字推掉了工作上不去的许多责任，一个“稳”字可以掩盖迟钝和无为。从历史长河中看，缺乏创新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没有创新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国家，缺乏创新的地域也是发展不起来的地域，是没有朝气的地域。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本分、求稳、不为人先”之风在市场经济中的负面效应，至少不要总是当作长处、优点来津津乐道，继续不断丰富着它的内涵，以至于成了世故和为官之道。

　　四、“重土安命、故居难离”之风影响着山东独特自然优势的发挥

　　齐鲁大地是全国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又是沿海省份，各种资源和肥沃的土壤养育了山东人，并衍生出灿烂的齐鲁文化，但也造就了山东人重土安命的性格，对土地形成了绝对崇拜的信念。即使遇到荒年闯关东，也要带一把家乡的泥土。旧社会山东人活不下去时，大都历尽艰辛闯关东，很少有人外出经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东北有适合“重土安命”的山东人赖以生存的大片未开垦的土地，有山东人的信仰所在。
　　山东旧志载言“玩龙玩虎，不如玩土”、“七十二行，庄稼为王”，这类谚语在山东农村家喻户晓，代代相传；山东人把“要想吃饱饭，须用汗水换”看作真理，土地是农民观念中财富的来源，生活的保障与生命的依托；“黄土生金”，是山东人不变的信条，土地寄托着农民的生活和希望。“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在家时时好，出门事事难”，这是山东人重视乡情、崇拜乡土、依恋乡亲的真实写照。宁可在家乡挨饿受穷，也不到外埠去游历闯荡，是山东人性格中一个很大的特点。从旧志上看，历代山东人都有浓厚的恋土情结。几百年来，南方人到北方做生意的记述在志书中多处可见。但是，很少见到山东人到南方做生意的记载。据《山东省志·商业志》记载，亚圣孟子第六十八代孙孟洛川创办丝绸商行“瑞蚨祥”取得成功后，不像西方商人那样用来开办工厂、企业、扩大再生产，而是大量购买田地，像所有正统的山东人一样，把土地作为自己的“根”。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重土安命的观念并没有彻底改变。在农村，一个普遍的观念是“只有从田里挣的钱用起来才舒心”。很多农民仍是精心耕作于那一块自留地，把土地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而很少考虑土地以外的产业。即使从事某些手工业活动，如编织、酿酒、粮油加工等，也是与土地有着密切联系。据山东驻上海办事处的同志统计，浙江人到上海做事的多达30万人，而山东人却了了无几。来济修鞋、补锅、弹棉花者，也多是南方人，而济南等地，则往往出现有活无人干，有人无活干的现象。
　　“重土安命”严重影响着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人走出山东到省外、国外打天下的人很少。由于山东人出去得少，反馈回来的信息也少，本土的东西不能与外界交流，于是，便形成了经济上的近亲繁殖，其结果不仅难以嫁接域外的最新技术，而且自身已有的优势也会渐渐退化。从历史上看，凡是移民城市(如深圳)，移民国家(如美国)发展都比较快。山东本身也有这样的事例，据《青岛市志》载，19世纪末，青岛只是一个渔村，一百多年来靠移民发展起来，现在是山东公认的最发达的城市。移民城市发展快的原因之一就是综合了各地各国之长处于一身，产生了杂交的优势。山东人如果不走出“重土安命”的“土围子”，在今后信息经济的大潮中必然落伍。“本分”是好的，但本分到不要交流，不敢创新，“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程度，就会把优点变成缺点，影响山东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五、各级领导应重视传统民风的研究分析，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更快发展

　　从历代志书中可以看出，民风一旦形成，就会在长时期内保持稳定状态，人们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在维护它、适应它，犹如方言一样，以此作为区别当地人与外来人的标志。同时民风犹如“看不见的手”，对人类社会进行着无形的调控、整合，规范着人的行为，制约着人的观念，从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因此如何扬长避短，对传统民风进行辩证的扬弃，把民风中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转变不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传统民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辩证地分析认识山东民风中的良莠优劣，是趋利避害的前提。新方志的编修，为各区域分析认识自身的优劣创造了新的条件。全国省、市、县级新编志书6000余部，这些志书的出版发行为社科工作者进行对比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首先要从对比中发现问题，看到不足，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同时要有一个辩证的分析认识，既不要过，又不要不及，做好引导工作。不提倡“个人义气”，但不否定山东人讲信用的良好品德；否定“鲁莽”，但并不赞扬狡猾；破除“以土为本”观念，但要鼓励热爱山东、热爱家乡的好思想；克服“小富即安”，但不支持心高妄想，等等。要经过不同的渠道，包括媒体、会议、讲话、典型引路等方法，让山东人正确认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该发扬的继续发扬，该否定的绝不提倡。
　　(二)上层建筑的导向作用，对改变民风举足轻重。“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一度兴起“越粗越革命”、“越粗越光荣”之民风，动辄就说“我是老粗，比你们臭知识分子干净”等。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过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努力，这种“越粗越光荣”的民风基本没有市场了。要改变山东目前的某些不良民风，还必须从上到下，从政治、经济、法制、社会发展等诸方面一齐努力。我们相信只要领导重视，形成共识，加强教育，从不提倡到不欣赏，从舆论教育到依法办事，从政治引导到经济手段，多方面、多层次的做工作，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种既保留传统的、又有时代气息的山东民风定会出现在国人面前。
　　(三)制订有利于转变民风的政策，是转变民风的重要措施。轻商之风，在很多方面是由于过去的方针政策不当造成的，转变轻商之风，也要从方针政策入手。要从政策上让山东人看到，不仅当官进机关可以大有作为，干商业、办企业、当教师、作学问都是大有作为的，都是值得人们称赞、佩服、欣赏的，都可以更好地发展自己，充分地体现自我价值，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收益。民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路线、方针、政策在民间的反映，所谓龙头怎么摆，龙尾怎么甩，有什么样的政策，就会带出什么样的风气，有一定的道理。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重视对外交往，加强商品流通，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科教兴国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落实，社会民风大有好转，精神文明建设上了个大台阶。
　　(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继承优良传统民风的关键。传统民风，是人类发展的历史产物，是人们旧思想、旧意识的基础和延续。扬弃传统民风，必须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入手。我们的思想观念源于社会实践，又对实践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无数事实说明，每一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都与思想观念的更新紧密相连。观念决定思路，有了思路，才有出路；观念不变，思路难出，面貌难改。所以说，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关键，也是吸纳接受世界文明成果的前提，更是跨入新世纪，实现新任务的重要保证。我们正处在新千年的第一年。在这个世纪里，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尤其是在目前国内外形势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山东作为经济基础较好的省份，又是在历史上为人类文明作出过一定贡献的地域，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冲破旧思想，旧观念，旧框框的束缚，大胆吸纳国内外的一切文明成果，尽快把传统民风变成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代新风。大家都应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传统民风的继承和转变。我们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取其精华，摈弃糟粕，充分珍惜和运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成果，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使我们的祖国牢固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